1953年,毛主席握住浙江省委书记的手说:我认得你,是那个放牛娃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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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3年,杭州,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到车站迎接南下的毛泽东。
两人见面时,毛泽东没有急着谈工作,而是握住他的手端详片刻,说:“我认得你,你是那个放牛娃。
” 这句话,让谭启龙想起了二十年前的中央苏区。
那时的他还很年轻,穿着并不合身的军装,身世却比许多人想象得更加坎坷。
谭启龙出生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县一个贫苦家庭,父母都是雇农,常年靠给人做工维持生计。
六岁那年,父亲去世,母亲独自抚养孩子,家里的日子更加艰难。
后来,母亲因做小生意与人发生冲突,不幸遇害。
年幼的谭启龙失去了最后的依靠,只能依靠乡亲接济,替人放牛、做长工。
对他来说,放牛不是闲适的乡间生活,而是一份勉强填饱肚子的活计。
也正是在那样的环境里,他逐渐明白,穷人的困境并非个人懒惰造成。
土地革命的消息传到乡间后,红色队伍提出的土地、平等和翻身,第一次让这个放牛娃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可能。
谭启龙参加革命后,先在基层从事工作,很快表现出能吃苦、善组织的特点。
1933年,他前往中央苏区参加会议,有机会见到毛泽东。
会后,毛泽东询问他的姓名和出身。
“你以前做什么?
” “放牛,也给人做长工。
” “为什么参加红军?
” 谭启龙回答得很直接:“不想一辈子受穷,也不想让乡亲们一直受欺负。
” 这次谈话并不长,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毛泽东勉励他多学习,认真做群众工作,把革命道理讲给穷苦百姓听。
对一个文化基础并不好的青年而言,这既是鼓励,也是要求。
1934年,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,部分部队留在原地坚持斗争。
谭启龙被安排在湘赣鄂交界一带开展游击活动。
部队与上级联系困难,敌军不断搜剿,粮食、药品和人员补充都成了问题。
困难不只来自枪口。
长期转战使一些战士产生疑问,甚至不知道队伍还能坚持多久。
谭启龙没有把政治工作当成口号,而是和战士一起行军、宿营,了解每个人的想法,再把眼前的处境和革命目标讲清楚。
有意思的是,他后来多次担任重要职务,仍然重视这种面对面的办法。
命令能够解决行动问题,却未必能解决人心问题。
部队在低谷时能不能稳住,往往取决于干部是否愿意同大家一起扛事。
抗日战争时期,谭启龙转战华中、浙东一带,参与创建和巩固抗日根据地。
浙东地形复杂,日伪军据点分散,地方关系也十分复杂。
部队既要打击敌人,又要发动群众、筹集粮食、建立基层组织,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,都会影响根据地的生存。
他在浙东工作的意义,不只在于带兵作战,还在于把分散的抗日力量组织起来。
根据地不是凭空出现的,背后是干部深入乡村,处理土地、粮食、治安等一件件具体事务。
解放战争时期,谭启龙在华东野战军工作,曾担任兵团政治委员。
战场上的政治委员,不是只负责讲话的职位,还要协助统筹部队思想、组织和后勤,保证部队在连续作战中保持战斗力。
新中国成立后,百废待兴,熟悉基层和战争环境的军队干部被陆续调入地方。
谭启龙也由军事岗位转向地方工作,先后在多个省份任职。
角色变了,面对的问题却同样繁重:恢复生产、稳定秩序、培养干部,都需要从细处着手。
1953年,他主持浙江工作期间,毛泽东到杭州视察。
再次见面时,毛泽东提起当年中央苏区的往事,认出了这个曾经的放牛娃。
谭启龙陪同考察期间,毛泽东多次提醒他要依靠群众,把地方建设工作做扎实。
这次相逢之所以被人记住,并不只是因为一句认人叙旧的话。
一个曾经无依无靠的长工子弟,经过革命战争和地方工作的锤炼,已经成为肩负一省事务的干部。
身份变化很大,毛泽东记住的却是他参加革命时的根。
1957年,谭启龙调任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。
后来政治风雨袭来,他受到冲击并被关押。
1969年,在毛泽东过问下,他重新获得工作的机会。
经历波折之后,他先后在青海、四川等地任职,曾担任四川省军区政治委员。
1985年,谭启龙进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,1988年离开领导岗位。
晚年居住在济南,生活简朴,常以读书看报打发时间。
2003年,他因病去世,享年90岁。
从放牛娃到地方高级干部,谭启龙走过的并不是一条顺畅道路。
战争年代,他面对的是敌军和生死;
建设时期,他面对的是制度建立与经济恢复;
遭遇挫折时,他又承受了个人命运的剧烈起伏。
那些经历,构成了他一生最真实的底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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